停水事件与行政首长问责制

　　11月22号到23号，市区南部地区发生居民停水事件。

11月22号下午2点，市区翠桥路露露酒店公寓前一处地下直径500毫米粗给水铸铁管爆裂，造成市区南部地区部分居民的供水供暖中断，经过维修人员昼夜抢修，在经历了30多个小时以后，到昨晚（23号晚）10点20分这些地方的供水供暖已正式恢复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这是一起突发事件。但突发事件就能成为一些人拖延抢修的理由吗？

   目前我市已进入严冬，30多个小时停水停暖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境遇呀。不只我们的政府官员们想没想过。

　　继重庆市于去年首次推出行政首长问责制之后，各地陆续有类似的制度规定出台。深圳市最近也出台了《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》，使“问责制”再次成为政府改革领域中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。

　　问责制要求政治官员为其决策负责。这种责任，既包括政治责任，也包括刑事责任。本质上，它是要求权力与责任相匹配，要求以制度化的方式，明晰权力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重庆、深圳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政府尝试将问责概念引入，并形成制度化的实践，这应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进步。问责制比起无从制约的权力，比起不需要负责任的权力行使来说，将权力与责任追究挂钩，是一项有意义的重大的行政进步。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政府行政制度中，突出特点是行政首长的权力高度集中。而在主政一方的行政首长那里，权力不仅高度集中，权力行使的覆盖面还极为广泛，权力的界限也非常含糊。以至于曾有一些市长在推行“行政确权”的改革试验中都惊讶，自己竟然有如此多项权力可以行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公认的制度改革难题。

　　行政首长问责制的积极意义因此在于，它重点突出了行政首长要为其权力行使负责任。

　 化工厂爆炸与松花江污染事件中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，已经可以看到，行政首长的问责制度，已在中央层面启动。重庆、深圳等地的改革则显示了地方正在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而有序跟进。相信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之后，我们会看到政府官员在权力与责任关系上的更大进步。

   那么，人们有理由问，谁应该为这起停水事件负责呢？